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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美贸易争端四十年的教训和启示

作者:戴二彪   《教研信息》2018年第10期  录入日期:2018/11/22   

日美贸易摩擦开始于1950年代中期,在1960年代末以后显著增多。1980年代中期-1990年代早期,其激烈程度到达顶峰,此后渐渐缓和。其大背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官民协力,从废墟中再生。1968年,日本一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经济大国,GDP体量一度达到美国GDP总量的7成。与此同时,1970年代后美国逐步成为世界最大贸易赤字国,而对日贸易赤字长期占据美国贸易赤字的最大比例。  

为了保护国内产业(特别是各时期的代表性产业以及半导体产业等国防关联产业)和雇用机会,美国在1960年代以后(特别是1974年制定通商法301条款以后),以日本企业廉价倾销、日本通商产业省(简称通产省,现改名为经济产业省)的通商和产业政策影响公平贸易等为理由,对日本实施了接二连三的调查和制裁。引发的主要贸易摩擦(争端)包括:纺织品摩擦(1950年代中期-1970年代初)、电视机摩擦(1960年代-1970年代)、钢铁摩擦(1960年代末-1980年代)、半导体摩擦(1970年代末-1990年代)、汽车摩擦(1970年代中期-1990年代)。此外,还经历了以1985年《广场协议》为标志的汇率摩擦。广场协议签订后的两年内,日元对美元升值近一倍!

日美贸易摩擦中日本的应对措施

纵观历次日美贸易摩擦,最终大多以日方妥协而握手言和。这是因为,不光日本政府不得不重视日美同盟关系,日本产业界也从赶超美国的过程中,逐步认识到“互惠关系”的重要性。日方各时期的应对措施主要包括:  

1)自主减少对美出口。为了避免美方的报复性关税,在通产省和行业协会的协调下,日本从1956年、1969年、1972年和1977年开始,分别对棉制品、钢铁、纺织品、彩色电视机的出口量实施了自主减少。1981年,日本对出口美国的汽车数量也设定了上限,开始了自主管控。  

2)以贸易让步交换其他利益。为了顾全美国总统尼克松在竞选期间对家乡选民的承诺,1972年日本对纺织品出口美国实施了自主减少。这一贸易让步被认为可能是同年美国把冲绳的施政权归还给日本的推动因素之一。有研究者将这一交易夸张为“以丝(纺织品)换绳(冲绳)”。  

3)增加从美国进口(特别是以往限制进口的产品)。比如,根据1986年日美半导体协议,同年日本设定20%的市场份额为数字目标,进口美国等外国产半导体。1991年,开始自由进口牛肉橙子等美国农产品。1995年,开始从美国等外国进口最低限度(占日本市场份额4%-8%)的大米。1999年实施大米进口自由化(撤销份额限制,保留高关税)。  

4)扩大在美国和第三国的现地生产。1985年的广场协议签订后两年内,日元对美元升值一倍,在日本国内劳动力工资激升的同时,日元在国际上的购买力和投资力也大涨。为了寻求较低的生产成本和避免贸易摩擦,19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企业以东亚、北美和欧洲为三大对外直接投资目的地,加速扩大了现地生产。  

5)实施扩大内需的结构性改革。1988年美国修改了贸易法,增设了超级301条款,对存在“不公平进口障壁制度和行为”的国家,允许美国对该国进行单方面的制裁。这项超级301条款的主要目标就是日本(同年,日本人口规模为美国的50.1%,GDP高达美国的58.7%)。1989年,美国将日本列为存在“不公平进口障壁制度和行为”的国家。为了避免事态恶化,1989-1990年两国开始“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之后,日本承诺将扩大内需、消除日本市场的非关税壁垒、欢迎美国对日投资和出口、改善日美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具体对策包括:加大公共投资以扩大内需。在10年内,实施总计43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限制企业间交叉持股,消除企业并购障碍。加强“反垄断法”的实施。改正企业间协商投标、企业集团内交易等排他性传统商业行为。放宽《大型零售店法》中的相关规制。纠正国内外产品价格差异。

日本应对措施的影响、得失

1)对日本特定产业的影响  

历次日美贸易摩擦都曾对日本的出口产业带来冲击。不过,在日本的应对过程中,有些产业逐步失去了领先世界的优势,也有些产业反而化外压为动力,在逆境中变得更强。前者的典型为半导体产业,后者的典型为汽车制造业。  

1980年代的日本半导体产业如日中天,其产品的全球市场占有率曾达70%。世界前10位半导体制造商中,日企也常占7席左右。但是1986年的《日美半导体协议》以及1991年的《新日美半导体协议》签订后,日企被要求减少对美出口、并扩大进口美国产品的比例(占日本市场份额20%)。这些协议阻挡了当时日本企业席卷世界的强大攻势,为技术领先但经营不善的美国企业卷土重来争取了时间和市场。其后,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产业在美国率先发展,旺盛且高质量的市场需求以及吸引全球高端人才的移民政策有效地推动美国半导体企业重成世界霸主。而日本半导体企业,不光在市场需求与年轻人才供给方面不及美国,还陷入了日企间相互竞争、后续研发资金不足等困境,目前不仅落后美国,部分产品领域还被韩国和中国台湾反超。  

与半导体产业相反,日本汽车制造产业的应对相当成功。日美间发生汽车摩擦后,日企选择美国主力企业不重视的中小型家用车为主打产品,韬光养晦,不断改善产品性能(安全、便利、节能、环保)和售后服务,逐步改变了廉价贩卖形象。同时丰田、本田、日产等三大公司利用日元升值扩大了在美国和北美地区的直接投资,既提升了日系车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目前高达40%左右),也增加了当地雇用。结果是日本企业后来居上,目前在全球汽车生产第一方阵(德日美)中也处于优势地位(环保节能技术领先、价格适中、成长可持续性强)。  

2)对日本对外贸易全体的影响

与特定产业的贸易摩擦相比,汇率摩擦影响日本对外贸易全体的走向。广场协议签订后,以美元测算的日本制造业成本(特别是工资成本)激增。作为降低生产成本和避免贸易摩擦的对策,日本企业纷纷选择走出去,以东亚、北美、欧洲为中心扩大现地生产。其结果是,在最初的10来年,如果用日元计算,日本对美出口明显下降。但是,此后随着全球产业链的形成,海外子公司与日本母公司间的企业内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从而促进了日本对美出口和对外出口的继续扩大。当然,与1980年代中期前相比,增长速度已显著放慢。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用美元计算,直到2007年世界金融危机前,总体上日本对美出口保持增长趋势。而且日本一直保持对美贸易巨额黑字,2017年仍高达631亿美元。  

这一数据表明,经历了多次贸易摩擦和汇率摩擦之后,尽管以日元计价的日本对美出口明显减速,但是以美元计价的出口额依然在增加。日本仍然保持了对美商品出口的显著比较优势。因此,从对外贸易的动向来看,日本的应对可谓相当稳健和成功。  

3)对日本经济全体的影响

与特定产业的贸易摩擦相比,1985年的广场协议(汇率摩擦)导致的日元升值和1989年以后的《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给日本带来的扩大内需压力,对日本经济全体带来更深远的影响。  

1980年代末以后,日本遵守日美结构性问题协议中的承诺,在逐步消除日本市场的非关税壁垒、放宽外资对日投资规制的同时,连年实施了巨额公共投资,试图借此扩大内需、减低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其意图正确,但是实施过程中,日元升值、国内制造业环境恶化、过于宽松的金融流动性、大企业的跨国企业化、东京成为三大全球都市之一等因素交错在一起,诱发了以三大都市圈为中心的日本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面对膨胀的泡沫,日本政府在1990年前后同时采取了连续加息、征收短期房地产交易利得税(5年以内为40%)等过强反投机措施,短时间刺破了泡沫。由此引发了以不动产为担保的金融机构贷款的大面积坏账和金融机构的连锁型倒闭,严重损害了金融机构为企业提供融资服务的造血功能。1990年代,与美国相比,日本失去了有活力的金融部门的援助,也没有建立起积极吸引全球人才的移民制度,使得在其后的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大发展时期,日本的步伐明显落后于美国。不仅1980年代风靡世界的辉煌不再,而且平均年经济增长率也低落到1%以下。这一状况延续到安倍内阁执政开始的2012年前后,被称为“失去的20年”。  

对于1990年代以后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中国国内有不少研究者认为是美国精心策划的贸易战或与之关联的金融战、汇率战的结果。但是许多日本学者认为,日本经济的长期低迷,与日美贸易摩擦并无直接因果关系,主要应归咎于日本对少子老龄化趋势对应不力。在日本力图扩大内需的过程中,如果能正确预见1990年代以后日本劳动力数量不足、质量下降、总人口减少(发达国家中唯一)、市场萎缩的话,应该把巨额公共投资的一部分优先用于改善女性生育环境、改善儿童教育环境、改善能大规模接受优秀外国留学生、专业人才的大学科研教育设施,而不是把巨额资金盲目地撒向人口低密度地区的机场、铁道、高速道路、公园等土木工程。倘若这些对策能够付诸实现,即使当时资产市场的泡沫破裂后,在一个较光明的未来期待支撑下,容易出现资产市场的价格反弹和经济增长的回复,20多年的经济低迷现象恐怕很难发生。

对中国的启示

美日贸易摩擦史可以看作为以20世纪后半叶为背景的财经连续剧,悬念不断,高潮迭起。举世瞩目的是,1990年代末以后中国已取代日本成为美国贸易赤字的最大贡献国,并且在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与日本的过去相比,中国正面临来自美国的更强硬的贸易保护压力。如何应对?从日美贸易摩擦过程中,中国可得到以下启示。  

1)中美贸易冲突乃至中美贸易争端和战略冲突具有必然性,这是总体经济实力变化的结果。中美经济关系缓和需要时间,不是通过某个对策、一两年、或者几年就能解决。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美需要在摩擦中保持理性对待对方。一方面,中国产品需要在美国这样的高标准大市场经历竞争考验,另一方面,成长中的中国市场也必定会给美国带来更多商机。和日美经贸关系一样,中美间需要有更强的“互惠”意识和理性的妥协。  

2)贸易摩擦等外压可能成为影响经济增长势头的转折点,也可以成为促使中国产业走上新台阶的里程碑。关键是如何争取缓冲时间、培育产业界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在缓冲、适应过程中,企业要加强对知识产权和市场经济规则的尊重,提高创新和国际竞争能力;政府在诱导扩大内需时,应当高度重视生育率下降和总人口减少问题,慎重选择公共投资领域。  

3)中国与美国政经体制不同,更不是同盟国。中国有比日本通产省更有权力的政府部门,也有发达国家罕见的众多国有企业。出于国家利益考虑,美国无疑对中国会比对同盟国日本更为戒备。要缓解今后可能常态化的贸易摩擦,必须继续改革中国的政企关系,建立符合现代国际经贸规则的企业制度。同时,也迫切需要完善两国间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交流、协商制度。构建一个能够相互理解、存异求同的中美关系,至关重要。

(作者系亚洲成长研究所(日本)宏观部主任、教授)

——摘自《21世纪经济报道》2018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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