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仲勋:广东改革开放奠基者
    作者:叶晓滨,叶志卫                
来  源:    《深圳特区报》2011年07月01日 第A19版                日  期:    2011年07月01日                 查看用户评论
关 键 词:    习仲勋,广东,改革开放,奠基者,                
  

  人物简介

  习仲勋(1913-2002),出生于陕西省富平县,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党、我军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人。习仲勋1926年加入共青团,1928年转为中共党员。1930年至1932年在西北军中从事兵运工作。1932年至1936年在陕西、甘肃领导农民运动,开展游击战争,曾任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领导了粉碎敌人对陕甘边苏区的一、二、三次“围剿”战役。1936年至1943年任关中地委书记、分区保安司令部政委等职。1943年至1949年任陕甘宁边区集团军政委,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西北局书记,西北野战军政委,西北军区政委,与彭德怀、贺龙同志一起参加领导了保卫延安、保卫陕甘宁边区和解放大西北的斗争。建国后曾任西北局书记,西北军政委员会代主席,西北土改委员会主任,领导了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运动。1952年后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国务院秘书长、副总理。粉碎“四人帮”以后,任五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广东省人民政府省长,广州部队第一政委。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1982年9月,当选为中共第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负责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1988年4月被选为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2年5月22日因病逝世。

  1978年4月5日,一位时隔16年重新“出山”的开国元勋,踏上广东的土地,出掌祖国的南大门。他就是习仲勋。

  在这片南国土地上,时年65岁的习仲勋焕发青春,以只争朝夕的精神,一天当两天干。他走遍南粤大地,大胆实践,开拓创新,筹划推进广东的改革开放,主导了深圳等经济特区的建立。

   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习仲勋主政广东》执笔人之一卢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习仲勋主政广东不到三年的这段时间,正是广东发展的关键时刻,“他是广东改革开放的奠基者,是中国当代史上值得浓墨重彩书写的一位重要人物。”

  习仲勋也深深爱上了祖国南方的这片改革热土,把广东当作第二故乡,晚年一直在深圳居住,以热切的眼光注视着深圳经济特区的成长。

  重新出山 拼命工作

  1978年初,考虑到广东是祖国的南大门,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文革”遗留下来的问题比较复杂,根据叶剑英的提议,中央决定派习仲勋这位资格老、级别高、从政经验丰富的干部坐镇广东,由他担任广东省委第二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主持广东省的日常工作。

  4月5日,习仲勋从北京乘飞机抵达广州。他带着党中央和叶剑英、邓小平等人的重托,以一个老战士的姿态,毅然踏上新的征程,精神抖擞地抵达南海之滨,投入到紧张而又崭新的工作。

  这一天,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吴南生,代表省委专程前往白云机场迎接,琚立铭和其他几位工作人员也在现场。时隔33年后,琚立铭在广州接受深圳特区报记者采访时仍记忆犹新,当时的习仲勋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人显得很精神,干练,说话中气十足”。

  琚立铭时任广东省委办公厅机要秘书,后来担任省委副秘书长,记录了不少习仲勋在广东主政时的活动。“习仲勋同志一来,就显得很着急。”他回忆说,“有一天,我们在习仲勋同志家里,跟他一起散步,他说时间不多了,16年没有工作,大好年华都浪费了。”原来,从1962年起,因《刘志丹》小说冤案,习仲勋饱受严重冲击和摧残,被流放河南洛阳16年。

  多年后,已回中央工作的习仲勋1987年视察广东,忆起当初南下时感慨万千,“我再次出来工作就来到了祖国的南大门广东,觉得任务很重,心里不踏实。”“心里不踏实”,是因为他当时面临的任务十分艰巨,既要平反冤假错案,落实政策,稳定局势,又要狠抓工农业生产,改善群众生活,更要筹划广东改革开放,“杀出一条血路”创办特区。

  琚立铭回忆说,“习仲勋来广东以后很拼命。中午不休息,晚上经常是凌晨一点才睡,要是打个盹的话,就到凌晨三点才睡,早上五六点又起床工作。上卫生间的时候,都在批阅文件处理问题。他说,现在我要用一天的时间,干两天的工作,把损失的时间弥补过来。他在广东不到三年时间里,干的可能是平常人六年的活”。

  这位当时已经65岁的老一辈革命家,在遭受16年磨难之后,为何还有如此好的身体和旺盛的精力?这一度让琚立铭很好奇。后来他才了解,习仲勋一直坚持高强度的锻炼,即使在洛阳被关小房子,仍坚持每天两次转圈散步,转圈开始脚步从1数到1万,而后再倒着走,从1万倒数到1。

  琚立铭说,“他常说,我还要为党为人民再工作,我要锻炼身体,锻炼毅力。”

  重视实践 深入基层

  习仲勋到了广东以后,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旗帜鲜明地带领广东省广大干部和群众,积极支持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习仲勋从当年6月开始,领导广东全省开展真理标准的讨论,主持召开了为期将近一个月的省委四届一次常委扩大会议。他在6月30日的总结讲话中强调:“最近报纸上有些文章要好好读,如:《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等。”

  卢荻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习仲勋主持和支持的一系列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十分重要,这让广东干部群众摆脱了“左”倾错误思想的严重束缚,有力地推动了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从而为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奠定了思想基础。

  琚立铭表示,习仲勋本人非常注重实践,重视深入基层进行调查研究。“他常说,长期呆在机关里,不下去,就无法了解实际情况。习仲勋主政广东不到三年时间内,几乎走遍了整个广东,全省各地市只剩下茂名没去。”

   “十年浩劫”给广东造成了深重灾难,特别是经济工作的重心农业濒临崩溃。习仲勋经常深入到山区和农村,翻山越岭,深入田间、工厂、猪场,利用一切机会接触农民、工人、干部和知识分子,广泛向社会做调查。

  时任广东省委书记兼肇庆地委副书记的郭荣昌,曾讲了这样一个故事:1980年8月,习仲勋视察湛江地区,在电白县时,县委安排住在县委招待所,招待所的下面是县委礼堂。他在休息的时候,听到下面吵吵闹闹,就问县委的工作人员怎么回事?工作人员回答说,礼堂正在召开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会议。习仲勋一听,立即提出要去参加会议,并在会上讲了话,让当时的基层干部们非常感动,许多人说:“从来没有听过省委书记给我们作报告。”

  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习仲勋还亲自挂帅,领导省委围绕大力发展农业这个工作重心,开始恢复和发展农村的多种形式经济责任制,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使广东农村经济从此进入一个繁荣昌盛的新时期。

  首次外出考察就到宝安调研

  1978年7月上旬,习仲勋到达广东后第一次外出到地市县考察,选择了逃港现象最严重的宝安县,亲眼所见的情景,让他百感交集。

  当时陪同习仲勋到宝安考察、时为南方日报副总编辑的张汉青回忆说:“那次考察是七八月份,可是我们在南头的田地里并没有看到农忙的景象,田里只有一些老年妇女、小孩,还有边防部队派来帮助收割的战士,精壮劳力都跑了。习老看了非常不好受。”

  在收容站里,习仲勋问一个外逃的人:“社会主义那么好,我们自己当家做主人,你们为什么要跑到香港那边给人当奴仆,受人剥削?”对方老实回答说:“我们穷,分配很低。到香港容易找工作。”做了一辈子群众工作,习仲勋已经看出,外逃的根本原因在于内地经济极端贫困,这一点不解决,外逃就会一直持续。

  琚立铭认为,在宝安的这次考察对习仲勋的触动非常大,此后他为解决偷渡外逃开展了一系列工作,“他认为防范外逃要标本兼治,‘标’,是采取反偷渡外逃的专项斗争,这能一时奏效;‘本’,是要对外开放,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尽快缩短与香港的差距,才能稳定人心,有效刹住偷渡外逃风。”

  这之后,习仲勋派时任省计委副主任的张勋甫率领工作组,到宝安、珠海调查研究,并整理出一份报告。报告提出,要在三五年内把宝安、珠海两县建设成为具有相当水平的工农业结合的出口商品基地、吸引港澳游客的旅游区、新型的边防城市。当年10月,广东省革委会向国务院上报了《关于宝安、珠海两县外贸基地和市政规划设想》的报告。卢荻认为,从一定角度来说,中国创办经济特区的想法这时已经有了雏形。

  1978年底,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中央在北京召开历时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习仲勋在发言中提到,希望中央能给广东更大的支持,多给地方处理问题的机动余地,允许广东吸收港澳华侨资金以及开展“三来一补”等,他的观点得到了与会者的赞同和支持,这更加坚定了他对外开放的决心。

  参加完十一届三中全会,习仲勋回到广东后立即进行传达。琚立铭认为,习仲勋是一个思想十分解放的人,“凡是看准了的,说干就干,立即行动。”正是有了这种作风,广东才能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

   殚精竭虑主导特区建立

  1979年5月11日到6月6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中央工作组,赴粤、闽两地进行考察。5月14日,习仲勋、杨尚昆等人向中央工作组作了详细的汇报,提出了试办进出口特区等初步设想。卢荻认为,正是这个时候,特区的想法逐渐浮出水面了。

  6月6日,广东省委向党中央和国务院上报《关于发挥广东优越条件,扩大对外贸易,加快经济发展的报告》。6月9日,福建省委也提出类似报告。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也就是“中发(1979)50号文件”。中央指出:“对两省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给地方以更多主动权。”

   “50号文件让广东的干部群众无比兴奋,更让习仲勋看到其中的重要意义。”琚立铭至今还记得,9月13日至21日,省委召开地委书记会议,习仲勋在会议上作总结发言,专门讲了贯彻中央50号文件问题,强调“广东要从全国的大局出发,把这件事搞好。现在不是搞不搞的问题,也不是小搞、中搞,而是要大搞,快搞,不能小脚女人走路”。

  琚立铭说,习仲勋当时担心一些同志对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想不通,便要时任省委秘书长的杨应斌和时任副省长的黄静波,带着地委书记们去香港参观。地委书记们到了香港之后,大吃一惊,此时香港高楼林立,商业繁荣,经济快速发展。通过参观,大家明显感到内地的落后,打开了眼界,找到了差距,也增强了对改革开放的信心。

  1980年8月26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批准国务院提出的在广东省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厦门设立经济特区,并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至此,中国经济特区正式诞生了。

  习仲勋高度重视广东三个经济特区的建设,经常听取三个特区负责人的工作汇报。琚立铭告诉记者,从1979年7月中央发出50号文件,到1980年11月习仲勋调回中央工作,习仲勋殚精竭虑,工作起来“简直不知疲倦”。在此期间,他做了大量的工作,包括进行思想发动,使大家克服闭关自守的观念,成立特区筹备处,负责三个特区的规划和筹建工作等等。

  时任广东省委秘书长杨应斌认为,习仲勋主政广东虽只有两年八个月,但这恰恰是关键时刻,因此对后来广东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在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习仲勋带领广东人民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主导了特区的建立,迈出了有深远意义的第一步。

        设置字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