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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  名: 陈公博
 国  籍: 中国  党  派:   
 民  族:     籍  贯: 广东乳源  
 生  卒: 1890年—1946年06月03日
 职  务: 曾是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  
  陈公博(1890-1943),原籍福建上杭,后迁至粤北的乳源,再后迁至广州。生母早逝,由继母抚养成人。其父陈志美早年从军,是清政府的一名武官,参加过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后被解职,闲居广州,家道从此中落。陈公博自小即对文化学习很有兴趣,并且很努力,不仅熟读四书五经,而且读了许多历史小说。这不仅对他后来的成长打下了较坚实的文化基础,而且历史小说中所宣扬的忠义思想,也对他的一生有着巨大的影响。
  1906年陈志美奉同盟会之命,曾在北江乳源一带发动反清起义,陈公博跟随参加。但起义很快失败,陈志美被捕入狱,陈公博逃回广州,一度往香港躲避,后返回广州,入育才书社半工半读,1908年他加入了同盟会。
  辛亥革命胜利后,曾一度充当乳源县参议员。1912年9月回育才书社任助教,两年后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学习。
  1917年夏,陈公博从法政专门学校毕业,随之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陈公博虽然没有积极投身于运动中,但曾在北大发起组织十人团。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回到广州,担任法政专门学校的教授。同年10月与同窗好友谭平山、谭植棠一起,创办以宣传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思想、新文化为主旨的《广东群报》,号召青年同一切旧势力斗争,与一切旧传统决裂。
  1920年夏,原为北京大学文学院长的陈独秀,从北京到了上海,在共产国际代表的帮助下,在上海建立共产主义小组,随即积极指导各地筹建共产党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的陈公博、谭平山等人接到陈独秀的来信后,即于同年8月成立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同年12月25日,陈独秀应邀到了广州,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翌年1月,陈公博帮助陈独秀重新组织了广州的共产党组织,并主管宣传工作。之后,广东党组织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及“宣传员讲习所”等,陈公博担任了讲习所所长。
  在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陈公博作为广东党组织的代表,出席了成立大会,8月10日回广州。
  《广东群报》的出版,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时任广东省长的陈炯明的支持。陈公博与陈炯明个人关系很深。1922年6月,陈炯明在广州叛变,炮轰位于越秀山的孙中山的总统府之后,中共中央要求陈公博断绝与陈炯明的来往,遭其拒绝。此后,中共中央又调他到上海工作,随后又派他往莫斯科留学,他都一一抗命,并不顾中共中央的劝告,于是年11月前往日本,12月赴美国,1923年2月28日,进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系学习。
  中共中央鉴于陈公博违背党的纪律,不服从组织的自由行径,曾予以留党察看处分,以观后效。但他不仅坚持错误,反而从个人义气出发,宣布与陈独秀断绝关系,并声明自今以后自由行动,绝不受党的羁束,不久即被开除了党籍。
  1925年5月,陈公博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之后,应时任广东省省长的廖仲恺邀请回广州,并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之后,他一面出任广东大学教授,一面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同年7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广东省政府亦同时改组,7月3日,又成立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陈公博相继被任命为广东省农民厅厅长和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主任,9月16日任国民党中央党部农民部长。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被选为常务委员和中央党部工人部长,由此而成为国民党中央的要员。
  陈公博在短时间内跃居如此显要地位,主要是由于汪精卫与廖仲恺两人的提携。陈与汪的结识是在1920年。汪时任广东教育会会长,陈任评议员。陈到美国留学得到过汪的帮助,对于陈公博来说,汪有着知遇之恩,尤其重要的是他们政治主张的一致。在国共合作初期,陈支持汪所奉行的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大革命后期,他又支持汪的分共反共。宁汉合流之后,面对国民党内部派系间的权力之争,陈公博为汪出谋划策,鼓动和协助汪反对南京特别委员会,不遗余力地维护汪的领袖地位,成为汪的亲信、汪派的首要和得力干将。
  1927年12月,陈公博虽然和张发奎等一起镇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广州暴动,但随即与汪一起受到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免职与通缉,汪被迫逃往法国,他则经香港于1928年1月24日逃亡上海。
  1928年5月,陈公博和顾孟余两人,作为汪派的代表人物,分别出版了《革命评论》和《前进》两个刊物,宣传其主张。《革命评论》于5月7日创刊,并且发表了他写的《今后的国民党》,提出了改组国民党的必要及改组的整个纲领。
  陈公博等改组国民党的主张,反映了一部分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极为不满而又迷失方向、彷徨苦闷青年的情绪,因而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国民党内尤其是青年知识分子党员中,获得了广泛的同情、支持与响应,形成了一个强大的主张“改组”的派系。
  “改组派”的主张及其对南京政府内外政策的种种指责,为蒋介石所不容。1928年9月,刚刚出版了18期的《革命评论》杂志,便在蒋介石的种种迫害之下,无疾而终。事不止此,同年8月,陈公博、顾孟余等人,还专门开办了一个为改组国民党培养骨干的大陆大学,陈公博自任校长。但是,该校成立不及半年,就被蒋介石通过租界当局将其查封。
  1928年冬,陈公博、顾孟余等人为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在上海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重新决定纲领,准备改组中国国民党”。据此,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领袖的改组同志会中央总部,其成员全部由粤系国民党二届中央执监委员组成。会议根据陈公博所发表的《今后的国民党》和有关“改组”国民党的原则等主张,通过了《宣言》,制定了纲领。会后,或派人,或写信,利用各种方式,先后在上海、南京、江苏、北平、河北、山东、河南、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东、山西、绥远、辽宁、甘肃等省市以及法国的巴黎和香港等地发展组织,相继建立了支部或分部。
  促使汪精卫及其改组派发起反蒋运动的导火线,是有关出席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的产生办法问题。1928年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本已决定,将于1929年1月1日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为达到操纵大会,排斥其他各派的目的,曾想通过党员重新登记的办法,以控制各地党部。但登记工作遭到各地党部的抵制,进展迟缓,为此,不得不将召开日期改在3月15日举行。进而又规定,出席代表不用选举办法产生,而一律采用圈定和指派的方式。这一办法公布后,立即遭到汪精卫、陈公博等改组派和其他一些派系的强烈反对。1929年1月,陈公博奉汪精卫之命赴法国。3月11日,汪精卫与陈公博、顾孟余等13人,联名在上海发表了《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公开反对蒋介石控制的南京政府,号召反蒋各派联合起来,共同反对蒋操纵的国民党三全大会。陈公博与汪精卫等人并一致拒绝出席国民党三全大会。
  蒋介石不顾汪精卫与陈公博等人的反对,如期召开三全大会,通过了各项预定议案。除指责桂系拥兵自重,割据地方,不服从中央指挥,决定将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开除党籍外,还作出了惩办改组派要人的决定---将陈公博、甘乃光永远开除党籍,将顾孟余开除党籍3年,并对汪精卫予以书面警告。会议开幕时,蒋介石设计将李济深软禁于汤山。会议刚刚结束,蒋介石便调兵遣将,下令讨伐桂系,兵分3路,进攻武汉。4月15日,以桂系的失败而结束战事。
  桂系的失败,使各反蒋派系深为惊恐,力谋联合反蒋。这为汪精卫联合桂系及其他地方实力派共同反蒋,提供了一个绝好的机会。正是在这一形势下,陈公博接受了汪精卫令其回国组织和发动反蒋军事的任务,于5月12日离马赛回国。
  陈公博于6月下旬抵达香港,即以香港为基地,首先策动在宜昌的张发奎部和广西的俞作柏部反蒋。接着又策动张发奎部与桂系的李宗仁、白崇禧部组织张桂联军会攻广州。与此同时,在北方的冯玉祥也发起了反蒋战争,之后唐生智、石友三等人也相继发动反蒋。
  可是,蒋介石利用反蒋派系缺乏统一指挥,行动不一的弱点,纵横捭阖,采军事进攻、金钱收买等手段,终将各派一一打败。
  汪精卫、陈公博不甘心反蒋军事的失败,于1930年发起了“北平扩大会议”和联合各地方实力派共同反蒋的中原大战。陈公博奉汪精卫之命由香港赴华北,往来于天津、北平、太原之间,联络阎锡山等地方实力派,鼓吹共同反蒋。4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通电反蒋。5月,蒋介石在南京举行讨伐阎冯誓师大会。中原大战爆发。
  中原大战由于张学良最终加入蒋介石一方、阎冯等彻底失败而结束,扩大会议也不得不草草收场,无疾而终。
  扩大会议失败后,汪精卫在香港提出取消改组派及原有各派组织,陈公博坚决反对,于1931年1月中旬负气由香港前往欧洲,直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10月1日返抵香港。当时,汪精卫和胡汉民联合反蒋矛盾重重,也负气在香港。陈公博曾劝汪与胡真诚合作,汪却派陈去上海见宋子文,试探与蒋合作的可能,陈未接受。后来宁粤沪三方言和,陈公博被恢复了党籍,接着到南京参与了汪与蒋介石的第二次合作,出任孙科内阁的实业部长。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继任行政院长时,陈公博除继任原职外,曾一度兼任铁道部长、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1935年11月1日,汪精卫在南京遇刺,随即辞去一切职务,于1936年2月赴欧洲疗养。陈公博作为汪派的核心人物,与汪共进退,但是他没有随汪出国,而是继续出版其《民族》杂志。汪精卫回国出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后,经过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陈公博复任民众训练部长。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共产党力主国共合作,一致抗日。但是,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国民党内的亲日派集团,既反对国共合作,也反对对日全面抵抗,而且自庐山会议结束回到南京后,直到南京失守,汪精卫伙同周佛海等人,一直暗中策划与日本交涉,促蒋停止抗战与日本妥协。武汉失守前,汪精卫等人更对抗战悲观失望,加速与日本暗中勾结,密谋与日本实现“和平”。
  陈公博与汪精卫一样,同样主张停止抗战,与日本妥协,在南京失守前,一直与周佛海等人共同策划与日本暗中交涉办法。但由于1937年10月底,陈公博奉命赴欧,1938年1月才由欧洲回国,同年8月再往成都出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主任,因此,他没能直接主持与日本的暗中交涉。但是,他不仅熟知所有内幕,而且,汪精卫正是由于获得陈公博的同意与支持,才与日本暗中签订协议,并决定逃离重庆的。
  1938年6月下旬,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奉命秘密赴日,与日方达成了由汪精卫“出马”与日本实现和平的协议。接着由在香港的梅思平与日方继续交涉,至10月初达成实现“和平”的初步方案,并由梅思平返重庆,征求汪精卫的同意。时在成都的陈公博,从周佛海的报告中,获知了上述与日本的交涉情形。当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陶希圣、陈璧君等人密商梅思平方案时,便召陈公博到重庆参与讨论。正是由于有陈公博的全力支持,汪才下定决心,派梅思平、高宗武为代表,往上海与日方继续交涉,签订协定。当上海协定达成,汪精卫因日方条件过苛,拿不定主意,时而同意,时而推翻时,最后还是令陈公博到重庆共商之后,才作出最后决定,并由陈公博与周佛海一起,商定了逃离重庆的行动计划。
  汪本定于12月8日离重庆经成都飞往昆明,但由于蒋介石突然从桂林飞抵重庆,使其计划受挫。迟至18日,汪不顾一切冒险离重庆,直飞昆明,临行时派人往成都通知陈公博。29日,陈与周佛海、陶希圣携汪响应日本首相近卫招降声明的《艳电》到香港,将《艳电》发表,公开投敌。
  1939年5月,汪精卫、周佛海等人分别从河内、香港到达上海,拟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建立统一的“新中央政府”。陈公博没有与汪同行,他既没有随汪赴东京参加与日本政府谈判,也没有出席汪精卫召开的伪国民党“六全”大会,而是一直留在香港,一面撰写他的回忆录《苦笑录》,一面静观形势待机而动。
  陈公博蛰居香港,迟迟不肯到上海公开参加汪、周等的投日活动,是因为他对汪组织伪政权的前景感到把握不大,对汪的主张持保留态度,甚至曾劝汪放弃“组府”计划。陈公博的主张,是要汪拉着蒋一起降日,和汪的投日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所以,1940年初在汪伪组府进入关键时刻,高宗武、陶希圣叛汪而去,陈公博觉得在汪最困难的时刻自己必须挺身相助。当陈璧君代表汪前来香港劝驾之后,他便立即动身去了上海。
  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宣告伪府成立,并宣布就任伪府代理主席兼行政院院长等一系列职务,陈公博也同时宣布就任“立法院长”等职务,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充当第二号大汉奸。
  陈公博作为汪伪政权中的二号巨奸,一直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不仅在1940年5月,作为汪伪政权的专使,率领伪府答礼使节团出访日本,而且在1943年又以“特使”身份出使东京。上海是日本的所谓中日合作的“特殊地域”,在伪政权中上海属于“特别市”,因此,伪市长人选是特别重要的。1940年10月11日,伪上海特别市市长傅宗耀被军统暗杀后,即由陈公博继任,直至其任伪府代理主席时止。不仅如此,在汪精卫出访期间,汪之所有主要职务,均由陈公博代拆代行。1944年3月汪精卫往日本医病之后,所有伪府事务,均由陈公博处理。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不治而死,陈公博作为汪的继承人,于20日理所当然地出任伪行政院长、代理伪府主席,接替了汪精卫的所有职务,直至日本投降,伪府灭亡时止。
  陈公博主持伪府军政事宜之后,面对残局,他千方百计地以联合反共为诱饵,妄图诱使重庆当局与其合作与合流。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加强上海、南京等地的军事力量,企图在与重庆不能合流的情况下,集中兵力于苏北,借此负隅而抗。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广播无条件投降诏书后,南京日军总司令部及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分别派人面见陈公博,通告日本已投降的消息。16日下午5时,无可奈何的陈公博只得召开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报告日本已经投降,并宣布是日起伪府予以取消,并成立临时政务委员会和治安委员会,等待重庆当局的接收。
  8月14日,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之在会见陈公博时,根据外务省的指令,传达了要他去日本亡命的指示,但陈公博幻想得到重庆的委任,因此对日方的决定未予接受。他在宣布解散伪府之后,曾一次又一次地向蒋介石通告南京的情况及新四军的动向,出谋献策,向重庆提出如何加强南京的“守卫”,阻止共产党的种种建议。但是,在周佛海等人一一接受委任之后,直至8月24日,他却仍然得不到重庆的委任。在此形势下,陈公博决定亡命日本。25日晨,陈公博偕其妻李励庄、秘书莫国康、伪安徽省长林柏生等一共7人,乘日本军用运输机,逃离南京前往日本。
  日本政府为保护陈公博等人逃避惩罚,不仅将陈公博等人更名改姓,而且在29日通过同盟通讯社发布陈公博已自杀身亡的消息。但是,抵达南京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查明陈公博已逃亡日本的真相后,向日方提出引渡罪犯的要求。日本政府迫于无奈,不得不将陈公博等人交出。10月3日,中国政府将陈公博等人从日本押回南京,随即关进了宁海路25号军统看守所。
  1946年4月12日,江苏高等法院对陈公博开庭判决,以“陈公博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陈公博被判处死刑后,其妻李励庄不服,呈请复判。5月14日,最高法院驳回抗告,认定江苏高等法院对陈“论罪判刑均无不当,应即予以核准”。经南京司法行政部核准,6月3日上午,53岁的陈公博在江苏第三监狱刑场被枪决。
     资料来源:《中华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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